8月15日上午,患尿毒症的四川巴中市巴州区宕梁街道插旗山村村民李长华,来到红岩社区就业和社会保障窗口,询问大病医保第二次报销钱未到账的事情。工作人员岳会琼答复,他登记的银行卡号有误,需重新登记,待区医保局审核后,钱就会到账了。咨询、更改,过去李长华需跑社区、街道办、区医保局、保险公司,现在一个窗口就解决,这得益于巴州区推行的社区治理扁平化改革。(四川日报网9月1日讯)
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,要创新社会治理,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、居民自治良性互动。而社区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突破口。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,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,是各类社会群众的聚集区、各种利益关系的交织处,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点,更是社会建设着力点、社会服务出发点和社会发展增长点。在传统社会管理中虽然一再强调社区的服务功能,但事实上社区基本相当于政府机构的延伸,政府大包大揽居民社会生活的大小事务,但具体负责落实的都是社区,这就造成社区严重的行政化倾向。
当前,社区治理面临诸多问题,比如:社区各类组织关系没有理顺,利益协调和调配机制不健全;区部门、街道、社区职能交叉重叠、定位不准,社区任务繁重;居委会自治能力较弱;社区居民和辖区各类组织、单位参与民主议事、决策、监督不够……很多时候政府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事,社区觉得自己不堪重负,与此同时群众个性化、多元化的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。
因此,从长远来看,必须创新社会治理机制,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,给社区彻底“减负”,方能根本解决社区治理问题。一是要把强化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、完善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、大力组织开展服务活动作为改革重心,努力做实社区公共服务中心,提升社区综合服务功能;二是要着力实现管理重心下移、服务资源下沉,优化配置各类资源,着力构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服务新平台,真正实现人、财、物向社区聚集;三是要强化社区居民自治功能,让社区居民群众亲自管理社区事务、研究社区经费开支。四是要将政府主导机制、社区民主自治机制、社区公共服务机制、居民诉求表达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有机结合,并防止行政化倾向反弹,使政府和社区切实履行各自职责,营造共驻、共建、共享的氛围,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。
只有这样,让各种政府公共服务事项直接下移到社区,配套网格化和信息化管理,减少管理层次,扩大基层民主,变管理对象为管理主体,变部门权力为居民权力,才能使社区服务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顺畅,才能让社区服务更加多元化、专业化、个性化,进一步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程度,从而让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得到不断提升。(文/顾一娴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