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程豪：保护环境人人有责

　　据相关部门统计，我国每年可生成7亿多吨秸秆，这些秸秆在农民眼里“用处不大”，不烧又能如何？但是，大量燃烧的秸秆使我国大气污染防控形势犹如雪上加霜，随着近些年雾霾问题成为全民关注的痛点，秸秆焚烧也随之沦为了众矢之的。

　　正是基于对大气污染防控的压力，这些年来，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在乡镇，一到秸秆禁烧季，都会重申政策、发布通知，以此来严禁秸秆焚烧。在绵阳就推出了“红”“黄”牌制度，秸秆“禁烧令”执行不力将直接问责基层干部。然而，初衷极为严厉的秸秆“禁烧令”，为何在执行过程中沦为“稻草人”？看似合理的制度设计，“形同虚设”，没有发挥好应有的效力？以致出现“年年禁烧年年烧”的怪现象。

　　“秸秆是个宝，就是没人要，农民田里烧，干部要发毛。”这则顺口溜直接反映了秸秆禁烧的现状。秸秆禁烧年年强调，年年宣传，可是每年都见有人烧，其背后的困局究竟在哪里？秸秆被付之一炬，在农民眼中，这是传统，也是最经济的处理方式，秸秆回收或者还田费时费力费财，还有可能误了农时；每年大家都在烧，不缺我这一把火，农民们的从众心理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焚烧秸秆困境的关键在于，农民并未从这种“放错地方的资源”中获取实际效益，如何遏制看似简单的焚烧秸秆，实际上是对政府行政能力的一次考验。

　　所以，政府单纯实施秸秆禁烧令去“堵”而不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去“疏”，其效果自然不大。要想彻底转变农民秸秆燃烧的传统习惯，让“禁烧令”尽快摆脱“有禁不止”的窘境，唯有采用疏堵结合的方式，尤其是重在“疏”上下功夫。

　　一方面，加强对秸秆焚烧的危害的宣传，改变农民传统的农作习惯。秸秆焚烧不仅导致空气污染，危害人体健康；还极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，引发火灾；更重要的是导致空气浓见度下降，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；另外，破坏土壤结构，造成耕地质量下降，影响作物对土壤养分的充分吸收，直接影响农田作物的产量和质量，影响农业收益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加强秸秆综合利用的好处的宣传，力求家喻户晓。农作物秸秆积累大量光合产物，富含氮、磷、钾、镁、钙和有机质等物质，综合利用价值很高，是一种多用途、可再生的生物资源。将秸秆翻压还田或覆盖还田，一般都能增产10%以上，其效果远比焚烧好得多。如果群众能对两者的利弊进行正确地辨别，自然会倾向于将秸秆还田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让农民从“禁烧秸秆”中活动实实在在的好处，从“放错地方的资源”中获取实际效益。要出台秸秆综合利用扶持政策，对因禁烧秸秆而产生额外支出的农民进行补贴；对购置大中型秸秆还田机、秸秆粉碎机等农机进行补贴。鼓励农民进行饲料加工，培养种植秸秆蘑菇菌种；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，推进秸秆青储、气化、秸秆还田等综合利用，通过试点让农民看到实际效益。通过“公司+农户”等模式实现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化，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。

　　如果能在加强监管的同时，通过加强宣传，为农民发放补贴、辅助相关产业发展等方式，将秸秆资源放在“正确的地方”，当有助于从源头解决焚烧秸秆的问题。

　　所以，政府必须“堵”、“疏”结合，摸索出一个让农民舍不得焚烧秸秆的双赢举措，秸秆“禁烧令”禁而不止的窘境抑或才能彻底扭转。秸秆“禁烧令”再也不会成为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共同负担。（文/康程豪）